二、笔墨并重，意态兼夺。

　　王涛人物画在美学趣味上的第二个重要表征是笔墨并重，意态兼夺。由于大写意画法借助于书法的表现手法和美学特征，所以不可避免地具备了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时间和空间有着共生性，笔势和墨韵乃性情的流露和精神的投影；其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随意性和无限可能性。王涛的人物画在这方面表现得同样很出色。在王涛的作品中，笔墨的抑扬顿挫，轻重徐疾，浓淡干湿，有着无穷的变化。这些变化貌似随心所欲，不可端倪，但实际上却是成竹在胸的高难度追求，处处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运动节律。这种运动节律更是画家的主体精神和艺术个性。不过与前人不同的是，前人的意笔人物画或曰大写意人物画，往往有偏重于笔或偏重于墨两种倾向，如黄慎的很多作品都属于前者，而梁楷的《泼墨仙人图》则属于后者。偏重于笔或偏重于墨，虽然都不失为一种艺术选择，但毕竟有着某种局限，不能使水墨的表现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故而早在五代时，荆浩就指出“有笔而无墨”或”有墨而无笔”皆有其偏颇，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取二者之长，”成一家之体”王涛的人物画很好地实践了荆浩的这一艺术主张。在王涛的作品中，笔与墨是并驾齐驱的。其用笔从容舒展，豪放自由，其用墨(包括色彩)浑厚华滋，变化多端，后者如泼如泻，前者如醉如狂，二者不是相互遮蔽，而是相得益彰，其结果是使得水墨的表现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将形态和意境融为一体，真正地做到了笔墨并重，意态兼夺。因此，我们看王涛的人物画作品，画面是饱满的，却又是耐读的，是新鲜的，却又是有着根基和传统的，其博大的精神内涵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最大的程度上彰显出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和笔墨境界，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能指与所指的完美结合。

　　一切艺术门类都存在着一个“表现什么”与“如何表现”的问题，前者是艺术的内容蕴含或曰所指系统，后者是艺术的形式手段或曰能指系统。对于人物画而言，也同样存在着一个“画什么”与“怎么画”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内容蕴含和形式手段，所指系统和能指系统都像道之有阴阳，物之有器用一样，以并协同在的方式，维持着相互间不可分割的整合关系。

　　王涛在创作中选择大写意画法作为自己创作的形式手段和能指系统，这一点已无庸再述，那么，王涛又是主要选择哪些绘画题材作为自己创作的内容蕴含和所指系统的呢?对此王涛说：”我喜欢表现那些有力度的，个性张扬的人物。所以自然而然就选择了大写意手法。于是以世代圣贤豪杰、名人逸士为题。卧薪尝胆的勾践、放浪不羁的竹林七贤、天姿独绝的李白、旷达浩然的苏轼、哲人庄子等都是我笔下所抒写的对象。”(《生活是源，自然为上-王涛访谈》)当然，王涛人物画所表现的题材远不止上述这些，除上述之外还有问道的孔子、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霸王、屈原笔下的山鬼、面壁的达摩、顿悟的慧能、书蕉的怀素、嫁妹的钟馗、渭水垂钓的姜尚、一代妇女词人李清照，以及铁拐李、杜十娘、梅清、渐江、石涛、蔡文姬、王昭君、俞伯牙和钟子期等等，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中国古代和传统中的人物或慷慨悲歌，或文采风流，或为民族脊梁，或为艺术精英，或献身民族大义，或坚定心中的信念和感情……他们虽然身份下一，经历各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敢作敢为，敢爱敢恨的“真人”。至于王涛究竟是因为先有了这些描绘和表现的对象，然后才选择了大写意的创作方法，抑还是因为先有了大写意的创作方法，然后才选择了这些人物为描绘和表现的对象，并不重要，也无须深究，而重要的是在王涛的作品中，这种放笔直扫，不拘一格的大写意形式与英雄豪杰、文化精英、传奇人物的表现内容，二者之间达到了珠连壁合，双善兼美的高度统一，实现了能指与所指的完美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能指与所指的完美结合，乃王涛人物画的艺术价值所在，也是王涛人物画的最重要的美学特征。